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发展出现了又一个“黄金期”。2003年到2011年全国解决了3.2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扩大有效灌溉面积7300万亩，新增农村沼气用户3000万户，新建改建了272万公里农村公路，全国97%的乡镇和84%的建制村通了沥青水泥路，改造农村危房460万户，农村电网改造、降低电价惠及广大农民。同时，下大力气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免费义务教育惠及1.3亿农村学生，新型合作医疗覆盖97%的农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5300多万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60%的县市、7800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从2004年恢复增产以来，2011年实现了粮食产量“八连增”，8年累计增产2810.3亿斤，增长32.6%，其中2011年增产494.6亿斤，同比增长4.5%，总产量达到11424亿斤。同时还实现了农民收入连续多年较快增长，2011年人均收入697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增长11.4%，八年平均增速达到8.6%；201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超过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城镇居民，出现了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可喜迹象。

　　一、三农发展的基本动力

　　近年来之所以“三农”形势全面向好，从基本动力来看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政策推动。2004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9年出台9个中央1号文件，坚持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地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都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在增加投入、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几个方面，推动多层次、多渠道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有关措施的力度。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民的生产补贴资金、建设补助资金、生态补偿资金和其他惠农资金，逐年大幅度增长，其中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实际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408.6亿元，同比增长21.3%。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粮食生产的相关投入为4985亿元；安排各类水利资金1814亿元，比2010年增长303亿元；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公路的建设资金403亿元；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840亿元；安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802亿元。中央和地方政府安排的强农惠农富农资金，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积极性，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央1号文件的受益者，首先是农民、重点是农民，但不仅仅是农民，是全国人民，因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镇、农业与其他各行各业的联系越来越多，农民受益带来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同时也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是城镇化带动。无论过去的几十年，还是未来几十年内，城镇化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动力。30多年来，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人， 2011年的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在城镇化的带动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加快，2011年农民工数量达到2572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在市场供求关系和各级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工资较快增长，2011年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工资达到2094元，比上年增长359元，增长两成多。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和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农村人口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城镇化不仅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且带动了主要农产品生产，以玉米为例，2011年的玉米产量比2003年增长66%，在总产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价格还能逐年较快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城镇人口较快增长，增加了对动物食品的需求，同时也就增加了对饲料玉米的需求，带动了玉米产量和价格的较快增长。

　　三是科技导动。“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的先导作用甚至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现代农业与工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带动和支撑作用。2005—2011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48%提高到53.5%，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5%。全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逐年提高，2011年已超过了0.5。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农产品优质化率不断提高。县乡两级动物防疫机构的工作条件大幅度改善，乡镇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稳步推进。生物育种等生物农业相关技术产业得到较快发展。

　　四是市场拉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一切经济活动都与市场有着密切关系。从总体上说，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互相促进，产销两旺。2011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为116.5（以上年为100计算），即平均价格比上年上涨16.5%，其中水稻、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的平均收购价格上涨9.7%。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基本上按照调控预期合理上涨，既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又防止了国际市场粮价高位剧烈震荡对国内市场产生大的影响。政府在农产品生产、流通和价格方面的调控措施，既考虑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又保护了千家万户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受农民工市场供求关系的拉动，出现了农民工工资较快增长的趋势，工资性收入上涨在农民增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是农民主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行的农村改革政策，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民日益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近年来在政策推动、城镇化带动、科技导动和市场拉动等方面外部动力的作用下，农民的内生动力也相应增强。广大农村在坚持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的同时，在多方面深化农村改革，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强化，主动性不断增强。一方面，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在生产上的资金投入能力不断增强，投入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农民承包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速度日益加快，农民加入专业化合作组织的比例逐年较快增长。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是内因，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城镇化加快、科技进步、市场需求增加等因素是外因，多方面的外因转化为农民的内因，带动和增强了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上述多个动力的综合作用下，农业资源利用率、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面貌的改善，得到了比较好的统一。

　　二、增大动力与增强理性相结合，促进三农科学发展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科学发展就是又好又快发展，好和快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同一性，也有一定差异。要想发展快， 就要持续增大动力；要想发展好，还要在多方面增强发展的合理性。

　　上面讲到的三农发展五个方面的基本动力，是互相联系的动力系统，今后应不断增大力度并增强系统的协调性，更好地发挥其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等多个方面的作用。今后，一是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扶持力度和法律保障力度，特别是随着财力的增强，各级财政进一步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二是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新二元”结构问题，同时在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三是解决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不平衡和农科教、产学研合作不紧密等问题，在良种繁育、技术推广、农民培训等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和工作指导力度，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在三农发展中的贡献率。四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更好地结合，在顺应市场规律的同时， 政府在资金安排、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提高对“三农”的服务水平。五是在城乡结构、农民行为、农民意愿等多方面顺应发展变化趋势，既要对“三农”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切实注重实施效果，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在增大三农发展动力的同时，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发展的合理性。

　　1、增强生产与流通的合理性。近年来， 生猪和部分蔬菜品种等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卖难”和“买贵”现象交替出现， 以生猪为例，2006—2011 年的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 计算），6 年分别为90.6， 145.9，130.8 81.6 98.3 137.0；棉花价格的波幅更大，2010 和2011 年价格指数分别为157.7 和79.5；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价格波动幅度过大、波动周期太短，这些数字说明一些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很不稳定，生产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流通环节设施和管理的滞后问题也很突出，以蔬菜为例，2010 年我国蔬菜、肉类、水产品进入冷链系统的比例分别只有5%、15%、23%，而这些农产品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入冷链系统流通的比例在95% 以上。我国农产品由于流通过程中的腐损率高，仅果蔬一类农产品每年损失就高达1000 亿元以上。如果将果蔬的腐损率由目前的20—30% 左右降低到15% 以下（有关规划确定的2015 年目标），生产环节可节约蔬菜播种面积2000 多万亩， 流通环节可减少经济损失400 亿元以上， 而且还能大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因此，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一是政府应加强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帮助农民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二是政府应进一步支持生产和流通主体，加强设施设备建设并提高管理水平，对于鲜活农产品要大力加强冷链物流和推行产销对接。采取综合措施，使重要农产品在总量、结构和地区布局等方面保持供求平衡，价格合理上涨，防止产量和价格过度波动影响消费者利益和生产者积极性。

　　2、增强消费的合理性。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提高消费水平是必然趋势。但是近年来有些农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过度消费甚至浪费问题，比如食用植物油，一方面大量进口，进口依存度已达到60% 左右；另一方面人均消费量增长过快。据有关部门数据，2005 － 2010 年我国食用植物油表观消费量五年累计增长30.4%，人均消费量平均每年递增超过5%， 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我国人均每天植物油消费量已大大超出有关组织推荐的健康用油标准，这也是近年来出现高血脂、高血压、高体重等“富贵病”人群增加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加强健康饮食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改善消费行为，适度消费，合理消费。这对于缓解产需矛盾、提高健康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3、增强政策调控的合理性。从国内外经验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农业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政府必须加强对“三农”的资金支持和政策调控。随着财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对“三农” 的支持力度应不断加大，调控措施应不断完善。同时，鉴于近年来出现的生猪和一些蔬菜、水果品种价格大涨大落问题，今后还要进一步增强对产销形势变化的预见性，增强调控措施的前瞻性。调控措施要瞻前顾后、统筹兼顾，在防止农产品价格过度上涨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农民增收和生产积极性问题，既要防止“谷贱伤农”，也要防止“菜贱伤农”、“果贱伤农”、“肉贱伤农”等问题，尤其是要防止大宗鲜活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影响农民收入。在建设生态项目、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充分考虑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入，比如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要统筹安排好生态补偿资金和生产补偿措施，处理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的关系。

　　4、增强建设的合理性。一是村镇建设， 要增强科学性，防止盲目性。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在城镇化持续加快的大背景下， 到城镇务工经商和购房居住的农民越来越多，空心村、空心房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因势利导，通过乡村布局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等加强规划统筹， 在加强宣传教育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民在城镇、中心村买房或建房， 在农民集中居住区加强供水、供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文化等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同时，保持城乡之间在功能、文化等方面的合理差异。二是农田建设，要结合村庄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规划，对田块、道路、沟渠、林网等统筹规划， 在改造中低产田的同时，要依据规划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是带有普遍性的重点任务，要通过建设水源工程、防洪排涝工程、灌溉渠系工程、田间节水工程等， 建设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稳产农田。同时， 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要加强“坡改梯”建设，提高梯田的保水、保土、保肥能力。农田建设既要考虑土地家庭承包的体制， 又要考虑土地流转加快趋势以及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需要。

　　5、增强生产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的合理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民的兼业化、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趋势越来越显现。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速度加快，2010年全国流转耕地1.9亿亩， 其中69.2% 流向大户，种粮大户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面积在百亩以上的大户越来越多，有些大户已经达到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几万亩。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发生变化，从国内外发展趋势看，未来我国农业尤其是种植粮食的经营主体，将逐步向大户为主、多元并存的格局转变。为了更好地适应经营主体的变化，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在继续重视传统家庭承包经营、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应因势利导培育新兴经营主体，一是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对专业种养大户尤其是种植养殖主要农产品的大户，在培训、贷款、保险、服务等方面， 为其创造更好的生产经营条件。二是要大力促进和规范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应用先进技术以及为农民提供服务的作用，让青壮年劳动力在外面放心打工，家里的田由合作社代管，从耕种、管理到收获，实行多个环节 的“统一”；同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龙头企业。三是推广黑龙江等省的经验，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合力推进机械化，机械化促进规模化。四是在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防止“非农化、非粮化”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使龙头企业更好地发挥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的规模化经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和增强承包主体、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6、增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到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农村的难点和重点在条件差的低收入群体。近两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3.13:1 的差距仍然很大，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大力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而且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而且近年来呈扩大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 年统计数，按五等份分组的农民家庭纯收入，从2006 年到2011 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农民人均收入之比，由7.17:1 扩大到8.38:1，高收入组的农民人均收入由8475 元增加到16783 元，5 年共增长8308 元，而低收入组农户的农民人均收入由1182 元增加到2001 元， 5 年共增长819 元，高收入组一个农民增加的收入，相当于低收入组10 个农民增加的收入。这些数字说明农民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即越富的人增收越快，越穷的人增收越慢、越难。按照国家新的农村扶贫标准（按2010 年不变价，人均收入低于2300 元），到2011 年末全国还有12238 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今后要在法律、政策和资金支持等多方面，更加注重“雪里送炭”、突出重点， 在多方面帮助低收入农民改善就业条件、生产条件、增收条件和生活条件。总体上说， 要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缩小农民的收入差距，把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总体目标更好地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输血”与培育“造血”功能相结合， 在解决“短板”问题上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取得更加明显的成效。